那个深秋，爸不断地咳嗽，全家人都以为是感冒，谁也没有在意。隔了几天，爸的痰中带了血丝，找村里的医生来打针。几天之后，还是发烧，咳嗽也没好。医生说，去城里看看吧，拍个片子，大概是肺部有炎症了。哥陪着爸去城里医院检查，回来后对我和妈说：爸是咳得毛细血管破了，没事。

     一天下班回家，才知道哥和姐夫带着爸去了天津肿瘤医院。姐告诉我，爸得了肺癌。记得当时我不敢哭，只是呆呆地立着，脑子里嗡嗡响，一片空白，两只手虚弱地合拢，是空虚的感觉。之后，恐惧排山倒海一样压下来，压迫着心脏，钝钝地疼。我看着姐，她早已满脸都是泪水。她说，妈还不知道，先不要告诉她，受不住的。姐的声音还在耳边游移，我仿佛看到一座高楼的坍塌。

     我在爸做手术的前一天赶到天津。

     爸从手术室被推到监护室。他瘦了许多，脸上的皮肤蜡黄，没有一点水分，下巴的胡须都怯生生地不肯生长。眼睛紧闭，像承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委屈。第一天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，在那个满是仪器的房间里，他像一艘搁浅的小船，孤零零地躺在那儿。偶尔护士进去，左一下右一下地看看仪器，只是不看爸的脸。一个生病的人，多希望有人靠近他啊，哪怕不说话。

     第七天，爸被转移到看护病房，只能留下一个人陪护。大多数时候，哥和姐夫守在病房门口，或者在医院不同的走廊里徘徊，趁没人注意时偷偷溜进来一会儿。爸的身体上插了许多管子，粗粗细细、长长短短，或挂在铁吊杆上，或垂到地下。一个人的身体，血肉的身体，被锋利的刀切割开，挖走那恶魔一样的东西。那是怎样的疼？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。看着爸虚弱地躺在白色的床单上，觉得他像个无辜而无助的孩子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进来，让他吐痰。爸没有力气说话，只能微微地摇头。医生重手重脚地对待爸，逼着他一定要往外咳痰。然后掀起床单，让护士把爸翻到另一边，看他的伤口。这时，我才看到，刀口从右前胸一直开到后背。我忍不住泪水，替爸喊疼。医生回过头来，呵斥我：“你受不了就出去。怕疼就别要命，要命就别怕疼。”我再不敢出声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爸。可怜的爸，看着他在疼痛的海洋中挣扎，像个溺水的人，我却无能为力。

     我不敢碰爸一下，不知道把手放在他哪个位置，能让他舒服一点，也不知道该怎样轻手轻脚，才能帮他做好需要我做的事情。那时，我能做的，也只有不住地流泪，关也关不住，止也止不了。我趁着倒积液，或者尿液时，在卫生间号啕大哭。开着水龙头，我蹲在地上，眼泪就像自来水打开了闸门，没有办法关上。打扫卫生的妇人，在一旁劝，她说来这里的大多都是这样的病。想开点吧，不是你一家，泪水解决不了半点儿问题。但，怎么想，还是想不通。

     等到爸被医生允许吃点稀饭时，我觉得精气神才回到了他身上。熬得稀烂的粥，没有一点菜，爸贪婪地吃，一勺又一勺。米，是庄稼人的命。爸吃到了米，就接通了地气，仿佛有了根基，拼命往下扎，爸这棵树就能数着年轮过日子。爸似乎也知道这一点，他配合医生做检查、吃药、咳嗽。咳嗽是术后康复的一项重要内容，能避免肺部的粘连。没有痰，他就干咳。每一次干咳都要震动肺腑，拉扯刀口，里面的伤口还没有愈合，疼得爸咬牙切齿，满头的汗珠子。疼到心烦气躁，他用愤恨的眼神看着我，看着哥。爸痛斥我们无能，他急着想把无助的火气撒出去。上帝像是无形的空气，爸不能拽着上帝发泄自己的委屈和怨愤。但是，我们多高兴啊，一个能发怒的爸，要比躺在病床上无声无息的爸生龙活虎得多。

     早晨，我推着爸站在病房的窗前，看天津灰蒙蒙的太阳。爸很安静，眼睛注视着朝阳，许久许久都不收回视线。他忧郁得像个诗人，伤感充溢在他残破的胸腔内。隐忍着不说，能像爸那样坚强。我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过段时间，咱们就能回家了，咱家的太阳比这里的清亮。”爸说：“不知道还能看多少次日出，扳着手指头能数过来了。”听完爸的话，心里泛酸，泪水就收不住脚往外冲。有几次，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脸上是探究的表情，看着我，不说话，似乎在等着什么。他是想问问我，到底这是怎样一个病。那么睿智的一个人，来天津之前就猜到了，但是也不说破。尽管自己知道情况不好，还是想求个彻底明白。所谓的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，其实是留了一个余地给自己的，希望比猜想的好一些，没有那么糟。但是，他又怕现实比猜想更残酷，所以，他忍住不问。我一直害怕爸问他的病情，暗地里琢磨过，假如爸问起，该如何对他撒谎。他终是选择了给自己留一点希望，又不难为我和哥姐。